广州起义:血荐轩辕开天地之追忆篇
文章来源: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发表时间:2007-01-27 16:12:00阅读次数: 字号大小: 打印本页关闭本页
广州起义:血荐轩辕开天地之追忆篇
转载羊城晚报|2006-4-2815:48:14

   

    78年的风雨,没有让人们忘记78年前那划破长空的枪声。

    轰轰烈烈的“广州起义”,留下了无数让人感动的故事。刑场上的婚礼已经妇孺皆知,阁楼里的父亲却是一个藏在心里的故事……92岁的烈士之女追忆父亲,感伤而又骄傲。

    亲身经历过这场起义的人们都已经老了,对烈士们的崇敬与追思却不会老去。年轻一代伴着烈士陵园长大,被烈士的故事感动,为今天的幸福感激。让我们为这不会被忘却的一群人献上一朵馨香的白花。


    杨殷烈士生平

    中国广东香山(今中山)人。字孟揆。早年加入同盟会。曾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军处副官。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参与领导省港大罢工。八七会议后,负责中共中央临时南方局军事和肃反两委员会领导工作,兼广东省委委员。同年底参与领导广州起义。任广州苏维埃代理主席。后到海陆丰与彭湃等领导起义部队、农军坚持武装斗争。1928年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,领导江苏、山东等地武装斗争。1929年因叛徒告密,在上海被捕,8月30日遭杀害。

   “家财是身外物,只有学来的文化科学知识是自己永远拥有的……”昨日,革命烈士杨殷的女儿、92岁高龄的杨爱兰老人接受记者采访时说,父亲散尽万贯家财,投身革命,说明的也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。

    父亲很神秘长大了才知父亲是革命者。

    杨爱兰是杨殷的长女,童年是在家乡中山市的一个小村庄度过的。直到九岁那年母亲患病去世,才随父亲到了广州。“虽然和父亲住在一起,但是和他见面的机会并不多。那时我们感觉父亲很神秘。”她告诉记者,父亲太忙了,每天都是早出晚归,经常出差。回到家,不是和一些叔叔伯伯关起门来开会,就是伏案写东西,好几天都顾不上和家人讲几句话。因为年龄太小,那时的杨爱兰很难理解父亲为什么整天忙忙碌碌的,父亲也从没和她谈过自己的工作,只说在盐务局工作。所以在她童年的记忆里,父亲是一个很神秘、“奇奇妙妙的人”。很多关于父亲的往事,她也是后来长大了,听长辈们回忆,然后联系当时的所见所闻,才恍然大悟的:“原来父亲是在干革命。”

    直到父亲去世,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是共产党人。

    家人支持他为革命出钱出力耗尽家财。

    杨殷和孙中山是老乡,感情非常好,走上革命之路也是受孙中山的影响。直到今天,杨爱兰家的客厅里,最显眼的地方仍然挂着父亲和孙中山的合影。

   “我们在老家与孙中山居室是一邻之隔,关系非常密切,就像一家人。”据杨爱兰回忆,孙中山几次回翠亨村,都通知大家来欢聚、照相。她也有幸和孙中山见过几次面,觉得“这个人很和蔼”。

    父亲一人干革命,但几乎所有的亲朋戚友都支持过他,帮着照看子女,或在经济上资助,或做义务交通员。杨爱兰兄弟四人都是靠亲戚接济,才长大成人的。据她回忆,杨家在当地本是一个名门望族,但由于父亲的革命工作需要不少活动经费,所以家里的产业和田地,一点一点差不多全给卖光了。后来他们姐弟四人只好投靠亲友。每每讲到这一段艰苦日子,杨爱兰总会泪水涟涟。

    在采访中,杨爱兰反复提到了一个人,她的堂兄杨高。据她回忆,杨高的年龄和父亲差不多,是在美国和香港经商的百万富翁。“他在香港希路道有一座洋房,是我父亲的活动据点之一。”杨殷在那里设有支部,省委的领导人经常在那儿开会。一次,杨殷被工贼追捕,就是杨高的管家掩护脱险的,后来杨殷还向杨高借了港币数万元,是为广州起义筹备和安置起义后来港人员用的。

     我当交通员毫不知情自自然然送情报。

    由于杨殷参加过辛亥革命,人面广,不论是国民党元老、左派和右派,以及绿林好汉、联义社、致公堂等组织中人,他都认识。所以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,组织遇到的麻烦事,他都能及时解决。

    1924年,杨殷便负责党的情报工作了。在杨爱兰的记忆中,她依稀记得父亲的交通联络站有多处:麦栏街、海味街4号、榨粉街、曾伟家、高第街和文德北路荣庐。当时还有一个欧阳峰伯伯,原是佛山饼业工会主席,父亲把他调来做情报工作,他每天挑着自制的饼,由西关担到城里头(即今中山五六路一带),搜集情报。

    杨爱兰的伯父杨琛如,住在榨粉街。他家中放着许多父亲化装用的衣服、帽子、胡须等。小爱兰瞧见过,“真是应有尽有。”因为伯父是同盟会元老,没有人敢动他分毫。广州起义失败后,父亲就是由继母掩护在伯父家住了几天,待风声没那么紧才化装去香港的。

    除了亲戚朋友,小爱兰也曾在无意中帮父亲做过交通员。1928年暑期,白色恐怖更加恶劣,成年人活动十分困难,所以传递文件的任务就落到了小爱兰的肩上。父亲为了让她不害怕,不紧张,没有讲明事情的原委,只是要她把一个作业本交到某一个叔叔或者伯伯的手中。“其实作业本中写有暗字,拿在火上一烤,字就显现了。”因为不了解情况,所以每次都表现得很自然,“我手挽藤制书包,来往于粤港澳之间,从未引起过敌人的怀疑。”

    严父的深情阁楼里用镜子看姐弟吃饭。

    在小爱兰12岁那年,父亲就在上海惨遭敌人杀害。虽然和父亲共同生活的时间并不长,但父亲对她的影响是不可磨灭的。

    杨爱兰说,父亲是一个生活相当简朴的人,对子女也是这样要求的。有一次,二婶给她做了一件花长衣,她穿上了,觉得很好看。父亲回家后看见了就说:“以后叫二婶不要做花衫了,穿着朴素大方才好。”父亲一句话,花衣服就被压在箱底,她再也没敢拿出来穿。在父亲的影响下,杨爱兰也养成了艰苦朴素的好习惯,后来有了孩子,孩子理发、穿的衣服都是自己动手做的,从不乱花一分钱。直到今天,她的穿着包括家中的布置都是以简单实用为主。

    广州起义前夕,父亲很想见爱兰姐弟二人,但因为准备起义,工作十分繁忙,怕小姐弟缠住不放。只得想了一个办法,在小阁楼上通过小花窗,从镜子的反影来看着姐弟俩吃饭。第二天,几个月没有见过父亲的小爱兰听家人说了这个细节之后,眼睛都红了。“我急忙走上阁楼去,但是哪还有父亲的踪影?”虽然事隔多年,但杨爱兰说起这件往事哽咽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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